1990年的春天，我十六歲時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兩年后，我十八歲，在美國的奧數競賽中拿了不錯的名次，入圍了1992年的西屋科學獎，懷揣著這樣那樣的獎項，走入哈佛大學的紅墻。
所謂芳華正盛，怎一句“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能盡述。
2016年是我們96屆畢業二十年。人到中年，芳華已成追憶，該能更坦誠地坦白過往，也能更真誠地面對來日。除去前幾天刷屏的票圈曬十八歲舊照，也可分享幾件我希望自己十八歲時就知道的事情。
人生更像一首詩
雖然二十五年前在中文語境中還沒有太多輸贏在起跑線上的說法，可即便是在美國的藤校當中，也不乏把人生當作比賽的信眾。
回想當年，同學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曾為GPA努力而糾結，都曾計算過哪門選修課的教授給分格外恩典，都曾費心費力地研讀面試寶典或是考研題庫。
畢業之后，或許隨著閱歷的成長，我們會按照成功學和勵志講師的布道，重復一句人生是馬拉松而不是百米沖刺。這也不錯，可我寧可當時就知道另一種看待人生的視角。
羅蘭夫人在被法國革命吞噬前不久曾留下一句話：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首詩，其中很多人扮演各異的角色，不到終點，難知因果?！?/span>
看到這句話的那天，我就愛上了其中的意象。詩雖也講格律，卻遠比比賽的規則自由靈動；詩既可鴻篇巨制也不乏短吟小令；好詩縱要酌詞煉字卻離不開冥冥天助。
詩才更像是人生的寫照，也才是更值得為之付出的過程。我們與他人遠非僅是賽道上的選手，只為著跑向終點，也是交織牽繞的詩句，為彼此完篇。
如果當日就明白這一點，人生或許能灑脫豁達些許；今日明白這一點卻也不晚，人生后程仍可活出詩意。
世界未必越來越好
1992年，福山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雖然那一年我沒有看這本書，可在彼時，環顧四野，卻難以懷疑他的預見。
那是個劇變連連的年代。1991年的圣誕節，我和父母一起看著CNN直播戈爾巴喬夫告別的講話。他合上講稿的那刻，蘇維埃的旗幟從克里姆林宮頂最后一次降下。那時那刻，聽著蘇聯歌曲、看著蘇聯小說長大的我的父母百感交集。
1992年冬天，第一張照片出現在了新生的互聯網上，第二年夏天我用到了第一部便攜式電腦，而在畢業那年已經能夠在網上看到國內的中文站點。
整個90年代，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的融合似是順著一個預定好的大敘述向前推進。對于鐘愛歷史之人，那些青春歲月似是象征著歷史告別了革命與紛爭，世界自此走上繁榮錦繡的大同之道。成長于那個年代的我輩也自此堅信人性和社會都會向著善良與正義前行。
然而，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世界與這預期大相徑庭。在2016年對校友的講話中，哈佛大學的福斯特校長也有此感慨：
“美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對立和撕裂，世界上死亡、瘟疫、饑餓和戰爭重新肆虐，好似末日的景象?！?/span>
她以歷史學家的廣博視野安慰大家：
“380年歷史的母校，見證過多少次如此的潮起潮落，她至今依然安健?！?/span>
那刻，坐在臺下，我想的卻是如果我們看到的是500年或是1000年的周期，那即便如母校這樣也未必常青。
雖然我還沒有因為歷史的跌宕變為不可逆轉的悲觀主義者，可不得不說，若是當年就明白這個道理，就不至于在愈發紛亂的世界中進退失據。
生于盛世，是無可厚非之幸，但慣于順勢則可能是我輩的阿喀琉斯之踵。世界未必會越來越好，我們的心更需要勇敢與堅強。
年輕時可以耽誤些時間
幾周前曾讀過一篇100000+的文章，其要義是“讓我告訴你，人生的前20年是耽誤不起1年，哪怕半年時間的。”
我在大學時代也深信這條定律。人生的規劃要像鐘表一樣準確：3年幼兒園、6年小學、6年中學、4年大學、4年讀博。
我心中羨慕的是大一隔壁宿舍的小弟—因為跳過兩級，16歲就進了大學；我不愿說出的鄙夷是那些不知道、不遵守時間表的行徑，隨意選課，更換專業，休學游歷。
大學四年，按照這張時間表安然無事，也讓我如期進入時間表的下一程，在普林斯頓讀博士。可是在那里，時間表忽然失靈了。
或許是因為這已經到了可以列表的最后一段—博士畢業之后又會怎么樣？此去經年，卻沒了可以作為刻度的標志。或許是因為在同一條軌道上心無旁騖地走了十幾年，卻發現那并非自己所長。
時間表失靈的后果是徹夜的失眠、終日的焦慮和無法排解的抑郁與悲觀。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危機，最后以耽誤些時間方得化解。
我做了一件自己此前完全不齒的事情，休學一年，出去工作。離開原本的舒適區，發現的是全新的天地。一個原本寡言、內斂和思辨的人，愛上了自己話癆、外向和行動的一面。與人相交、解決問題、成就不同，這些在耽誤的時間中得來的，恰恰是沒有時間表后人生所需要的。
我懂得這個道理的時間并不算晚，只是事后慶幸在還還能耽誤的年歲耽誤了自己。如果再晚幾年，甚至十幾年才明白，那選擇的代價必定會高出許多。
理智以外或許確有神明
我兒時接受的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傳承的是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至上的信仰。
哈佛的訓練更是要用理智來規范人生，每一名新生都要通過數據分析測試，包括邏輯、概率、統計這些學校認為無論哪些專業都必備的基本數理功底。
大一每一名學生的必選課是策論寫作。我們每周讀伽利略、達爾文、托馬斯庫恩的經典，用邏輯和分析來闡述自己的理解和觀點。
更無處不在的是哈佛的校訓“真理”?！?strong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break-word !important;">發現真理，真理將讓你自由”這是Harvard Yard紅墻中一道大門上的銘文。每日進出，這句話也成了我心中的圭臬。
不過，懷疑的種子也是在哈佛埋下的。Owen Gingerich教授在講天文的視角一課時提到如果一系列物理常數中的任何一個變化1%，那我們已知的宇宙將不復存在，人類更無從出現。
在當時，我并沒有接受他的觀點，但作為一個有趣的冷知識點卻是記在了心里。再往后，見得多了，想得深了，自己也開始疑惑理智的局限和邊界。
科學中的發現，即便是事后可以找到天衣無縫的邏輯，可想法的來源往往是“不可理喻”。有如電影《知無涯者》中的印度數學家拉馬努金給人類留下驚人的發現，可每一條公式都來自于他近乎神一般的直覺。
真實世界中推動山河巨變的政商領袖，未必符合理智世界里優秀領導力的標準，卻有一種難以抵抗的魔力凝聚千萬人的力量。
在人工智能虎視眈眈覬覦人類理智的年代，我雖未接受任何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卻愈發感受到超越理智的力量和信仰是人性與尊嚴最后的守護。
傳承與自我毋需回避
我在中國的學生時代太多次被定義為烈士的后代，革命家庭的傳人。雖是老師關注的焦點，卻也難免被同學譏笑為靠著祖上的蔭功而受了特殊的關照。
因此上，在美國高中兩年后考入哈佛便成了一次自我意識的爆棚。少年輕狂中認定除了自己的本事之外什么都沒有靠，家族的傳承從一個每日不絕于耳的極端走向一個被自己有意封存的另一個極端。
除去自家，對中國也有了種遠觀其美卻不近前的微妙情感。雖然終日醉心于中國的詩詞書畫，雖然常常流連于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典藏，可與中國同學間卻少了交往。以至于日后在工作中遇到一位比我早一年的留學哈佛的學長，被盤問良久是否“偽造學歷”。
這種矛盾之心在多年后才得以釋懷。2000年的夏天，我在長江邊的奉節古城為我的祖父掃墓。晚間在縣城的街上看著人流熙攘覺出了一陣難以抵御的活力。街邊抄手店的婆婆竟還記著祖父犧牲前后的情形。我從未生活過的故鄉自此變得真實。
我該是那個時候終于下了要回中國的決心，自此傳承與自我才慢慢地重回一處。再多年后，當我自己的孩子到了懂事的年歲，問起我祖輩的往事，我才明白傳承是無法回避的。
從我十八歲到2017年歲末，二十五年過去，雖然知道了當時不知道的事情，可未必有了更多的智慧與定力。周圍同齡人和整個世界中焦慮日顯，亂象叢生，乃至有智的長者都要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來自勉。
歲末年初，我們寄希望于日月經天、冬去春來這樣的自然恒率能帶來更美好的明天，豈不知有些年不但沒有春天，甚至都沒有夏天。
有些道理我們在18歲上不懂，到了不惑之年可能仍然不懂；有些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答案，但我們卻不能不思考。2018年，我們該思考些怎樣的問題？
蘇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經審視，有負此生”。新年伊始，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但唯有思考，才能不負這個時代，不負此生，更不負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