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幾個90后海歸聊天，他們有的是2020年剛畢業回國；有的已經回國工作三五年。但是無一例外都是，他們都在上海買了房子。年紀輕輕，就過上了有房有車的成功人士生活。
01
這些海歸同學絕大部分并非上海本地人。受益于目前的留學生政策，他們回國后能很快在上海落戶，順利拿到在上海購房的“房票”，這讓在上海打拼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卻難以安家落戶的人羨慕不已！
你曾單純以為很多人留學的目的是學習知識、開闊眼界？那就錯了。
不少人留學，是為了回國后能夠落戶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獲得更大的發展平臺，就這么簡單明了。
背后的數字是，2020年，有超過80萬的海歸回國就業，他們絕大部分都選擇了北上廣深杭等幾個大城市。
即便在落戶門檻極其苛刻的京滬，對海歸也是持歡迎態度。2018年，有1.27萬海歸在上海落戶，當年在上海就業的海歸總數則高達16萬人。
同時，能夠比較輕松拿到京、滬戶口和購房“房票”的，還有“國產”的博士。
最近，一則新聞上了熱搜：一位在上海某科研單位工作的博士，因為幾次購房搖號不中，一氣之下，給上海領導寫信，要求上海市對自己這樣的新落戶的高學歷人才提供買房優惠政策。
教育部的數字顯示，2019年中國有6萬多名博士畢業。同樣，博士的就業基本上也集中在了北上廣深幾個大城市。即便在落戶政策最為苛刻的北京，應屆博士畢業生也是相對非常容易落戶。
北大、清華的很多博士畢業生，選擇去北京的一些中學、小學做老師，道理很簡單：能夠解決北京戶口。
所以，你單純地認為讀博士是為了做學問、搞科研？那又錯了。很多人讀博士其實也是為了落戶北京、上海，為了更好的發展。
看到這里，一個財富和教育之間的循環出現了：
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不遺余力地投資子女教育：成績好的，考名牌大學，讀博士，或者留學；成績不好的，也可以選擇出國留學。這兩類群體畢業后都十分容易拿到北京、上海戶口，然后買房，甚至舉家搬遷。在“買到就是賺到”的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他們很快就實現了資產增值。同時北京、上海戶口所附帶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公共福利優勢，更是不言而喻的。
對“教育投資回報”的認識，如果你還在算學費和畢業后工資比的話，顯然還是停留在上個世紀。“知識就是財富”，要站在文憑的社會附加值上去理解。
在北京、上海房價“蒸蒸日上”之中，有時候你可能會懷疑到底誰這么有錢在購買房子？這些來自全國各地有購買力的、具有博士學歷的高才生和海歸，顯然是一股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
02
王楠來自遼寧某老工業基地的一所重點中學。這座工業城市的早日輝煌已成過眼云煙，如今“啥都沒有了”，房價依舊在4000-5000元徘徊。唯有他所就讀的這所重點中學，每年能有十幾人考上北大、清華，100多人能考上985大學，是僅剩的榮耀，也是維系這座東北小城和北上廣之間緊密而又遙遠關系的一個重要紐帶。
王楠從這所中學畢業后，考上了南京大學，大學畢業后考上中科院研究生，2016年，王楠博士畢業，選擇北京就業并落戶，目標明確而堅定。
在落戶北京之后，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買了房。為此，王楠的父母還賣了老家的一套房子來支持他在北京買房。
“砸鍋賣鐵先把房子買了再說”，是很多剛有購房資格的新北京人、新上海人的共同心聲。
與此同時，王楠發現，當年高中同班同學中，至少有15人目前在北京、上海兩座城市工作。“幾乎所有人都是研究生”、“幾乎所有人都在北京、上海落戶并買房”——而這些高中同學本身都是出自這個城市的精英家庭。
在“逃離北上廣”的輿論喧囂之下，像王楠這樣的一群高學歷、有足夠經濟基礎的學生和家庭不聲不響地在北京、上海安家，實現階層跨越。
但，這還不是全部。
王楠有一次驚奇的發現，他的一個小學同學也在北京安家了。這個當年的“學渣”曾經失“蹤過”一段時間，后來聽說去新西蘭留學了。現在回國，同樣以留學生的身份在北京落戶并且買房。
而對于當地那些成績一般、經濟條件一般的同學家庭而言，想出來在北京、上海立足，則難之又難！
03
今天我們談論教育，始終無法繞開庸俗的“金錢”兩字。
從學區房到各種學科補習，從琴棋書畫的興趣培養到出國游學的視野提升，都離不開家庭的經濟投入。
即便在目前基礎教育階段，無論幼兒園、小學還是初中，很多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都朝著私立化、市場化、消費化的方向走。這意味著，孩子能接受什么樣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長的購買力。
于是，我們也就習慣了“寒門難出貴子”、“學霸很多都是有顏有錢”的現狀。
而當那些有購買力的家庭子女獲得國內名牌大學學歷或者海外留學歸來之后，他們身上教育標簽的首要作用不是如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是如何最大程度優化自己社會資源的獲得，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上文中王楠在提及北京買房時候，說遼寧老家“房價100年不會漲”。2016年在賣掉老家一套房子、在北京買房，是這幾年家庭“最成功的投資”。如今，北京這套房已經增值300多萬；遠不是他的工資收入所能達到。
而這一切，從源頭上看，無疑要歸功于他父母對他從小的教育投入。
與此同時，對于這個位于遼寧的城市而言，出走的除了當地頂尖的人才，還有在手機上輕輕一劃的財富。
王楠老家所在的城市隨著高端人口和財富的流失而被“掏空”，城市地域間的分化也日益擴大。“能走的都走了”，王楠坦言自己“根本不想回去”，“當地人的狀態、認知和自己的越離越遠”。
中國有300多個地級市、1500多個縣城。
當這些“小地方”有購買力的“精英群體”試圖通過投資子女教育，進而進入并立足北上廣的時候，波瀾壯闊的財富遷徙洪流遠超乎我們的想象。他們無疑大力推高了一線城市的房價，加劇了一線城市公共資源的稀缺化，勢必也形成了新一輪的社會財富和階層分化。
來自山東的陳柯，老家以大棚蔬菜而聞名。父母很早意識到“知識改變命運”，在高中階段就將他送到國外讀書。從紐約大學畢業后，陳柯回到上海創業；同時也落戶、買房于上海。
父母的企業在過去的20年間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同時也覺得“跟不上市場、走到頭了”；于是舉家搬到了上海。而同時走出的幾乎是陳柯的整個家族——他的表弟、表妹無一不例外的選擇海外留學，回國后立足上海、深圳等城市。
在國外那幾年讀書，陳柯花去了將近400萬人民幣，但是父母覺得這還是最值得的一筆投資。上海所能提供的生活質量和創業平臺是老家無法比的；而陳柯所從事的網絡行業也比父母傳統制造業“上了很大一個臺階和檔次”，這是家庭新的希望。
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上來看，教育和家庭財富都已經緊緊捆綁在一起。這種關聯早已經不是簡單的“大學畢業后工資多少”；而是在于好的教育能夠帶來多少有價值的信息、機會和社會資源，進而能夠為個人和家庭創造多少新財富。
我們無法判斷，這種教育和財富的耦合是否是一種正面因素。但是新的“知識階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取新的財富，是當下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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