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對美國教育有過了解的同學都會有這樣一種認知：美國的本科教育與國內的本科教育差別很大。
作為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哈佛讓本科生們學什么?哈佛傳統的“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他們的通識教育又經歷著怎樣的變化呢?
陳寅恪定義大學精神的第一要義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現代教育之父洪堡指出：大學應實施通識教育，而不應涉足職業教育。
對于一個美國人來說，大學歲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的。它們是使他文明開化的唯一途徑……面對這樣一個行將接受教育的人，我們必須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能夠被稱為受過大學教育，他應當學習什么？
——阿蘭·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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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人都在學什么？
據說，在每個哈佛人的一生中，都會出現這樣的時刻，他或她突然意識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個瞬間是在拿到長達上千頁的選課單，為自己選擇在哈佛的第一門課的時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識教育計劃正式推行，重新劃分了學生需要涉獵的八大知識范疇領域，藝術與詮釋、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科學、物理世界科學、世界中的社會、世界中的美國，共計400多門課程。
哈佛學生在上一堂天文課
圖片來自三聯生活周刊
如果說，大學教育的價值在于為一個人的一生提供一個時間段，在此期間，他的求知欲最為旺盛，心智最為開放，并得以遠離社會求速成的壓力，學習如何發問，去懷疑既定的前提，學會天馬行空的思考，那么，當幾乎全人類的知識一起擺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須從中選出32門值得花費四年時間的課程時，除了對于這場知識的盛宴充滿興奮之外，恐怕還有巨大的困惑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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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21世紀前25年，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是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識教育改革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當一所走過了近400年歷史的大學回頭審視自我時，這是一個最簡單，卻也最艱難的問題。從2013年開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計劃（Gen Ed），以取代20世紀70年代末設計的“核心課程”（Core-Curriculum）。
對哈佛學生來說，沒讀過莎士比亞更可恥，還是不知道染色體與基因的區別更丟人？哪些知識是重要到必須教給每個學生的？比如足夠多的經濟學知識讓他們看懂華爾街的財務報表，足夠多的科學素養讓他們讀懂《科學美國人》上的每篇論文，還是足夠多的幽默感讓他們看懂《紐約客》上的笑話？
“受教育”與技術訓練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視野之內，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與自然的——從而追求一種富有意義的人生。它要求一種歷史性的視角，讓一個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時一地的現實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蒼蠅”（埃德蒙德·博克）。
這樣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國19世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曾經被了解過的與被述說過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須理解整體——人類世界與它的歷史，我們的文化與那些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自然世界與探究的方法，量化的與語言的技巧，還有活潑的藝術。
就像校徽上刻著的“真理”二字一樣，“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導下的不預設目標、不與職業相掛鉤的教育，是哈佛大學在近400年的歷史中一直堅持的一個理想，盡管在越來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這種堅持已經變得越來越艱難。有一種說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專業教育則像醫院。大家都知道醫院是干什么的，但說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確實還有某種深遠的影響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兩位前去取經的中國學者時說：“自由教育的特點是又寬又深。所謂寬，是教給學生的整個知識范圍‘寬’，深則意味著要深入各個專業，每一門課都講究深度。”
一名學生走在哈佛校園里
圖片來自路透社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課程分成三個部分：主修課、選修課、通識課（此外還有寫作課與課外活動）。按照J.哈里斯的說法，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
主修課致力于培養學生對某一學科的深入理解，這是專業化時代的要求——只有當一個人深入鉆研了某一復雜學科之后，不僅學會分析問題，還要能合理地解釋解決問題的過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與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個人學生時代選擇的專業與他未來的事業之間毫無關聯，或者20年后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門專業是怎么回事。
選修課占四分之一，是為了讓學生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探索主修專業之外的知識，比如一個文科生偶爾也會仰望星空，追問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個滿腦子代碼的計算機系學生可能也愿意欣賞一點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則是通識課（General Education）。所謂通識課程，就是學校提供給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礎課程，學生必須從中選出幾門作為必修課，無論他們的專業或興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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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通識課怎么變遷？
在哈佛，主修課可以任意選、任意換，連專業也可以換，唯有通識課屬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選不可。這是大學主動為一個年輕人的4年求學生涯開出的一張關鍵處方，代表了一所大學對于知識與教育最基本的哲學與態度：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應該學些什么？什么知識或方法是每個學生都應掌握的？大學最希望培養的是什么樣的人？
比如哥倫比亞大學認為有些書是每個人畢業之前都應該讀過的，不是任何一本書，而必須是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伍爾夫的著作……為什么？因為這些是最戲劇性地建構了“西方”的著作者，他們的書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書，它們應該成為每個人的教養的一部分。
哈佛大學則認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學知識，某些學問的方法才是學生必須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沒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但必須在教授的指導下以評論和分析的方式研讀過經典文學；你可以不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將歷史作為一種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觀察和分析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你可以沒上過“經濟學原理”，卻不能沒修過一門探討社會問題基本原理的課程。
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應該能理解物理學的基本觀點：這個世界是一個理性的、可預知的系統，我們可以通過經驗發現其規律；而一個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搗鼓細胞的生物系學生應該具備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應對未來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這是哈佛運行了30多年的通識教育系統——“核心課程”的基本觀點：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須從具體知識的獲取轉化到“獲取知識的方法與途徑”。
哈佛著名的“正義課”就是一門“核心課程”。在第一節課的末尾，桑德爾教授就對學生發出了警告：這門課并沒有教給你任何新的知識，而是通過將你原本熟知的事物變得陌生，給予你另一種看待事物的方法。“這是一種風險：一旦那些熟悉的東西變陌生了，就再也不會和以前一樣了。”他說，“自我知識就像失去的天真——無論這讓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頭。”
30年前，哈佛“核心課程”的設計者亨利·羅索夫斯對于“何謂一個受過良好教養的人”有著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寫作；在某些知識領域具有較高的成就；對宇宙、社會及人類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倫理道德問題，具有明智的判斷力和抉擇力；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對于世界各種文化及時代有深刻的認識。
哈佛中心校園
圖片來自三聯生活周刊
今天，哈佛認為，“核心課程”已經過時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學生會選擇以學術為業，而60%會進入商業、律師、醫學等職業領域，為什么還要花費那么多的精力試圖把他們塑造成學者、教授呢？但對于未來的律師、醫生、商人們，這個匯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學，卻無法為21世紀前25年的“良好教育”開出一份明確的清單。
對此，哈佛通識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英語系教授路易斯·梅納德（Louis Menand）是這樣分析的：“在知識專業化愈演愈烈的時代，絕大部分教授都是專門學科的專家，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有足夠的權威，他們能告訴你，如何才能成為英語教授、物理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但對于一個‘普通的知識核心’，或者‘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知識’，他們一樣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體的內容上達成共識，這不是他們的慣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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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應該怎么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現任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她的就職演講中特別提到一封來自50年前的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長委托哈佛檔案館保存，并轉交給“下一世紀開始時”的哈佛校長的。在信中，他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觸即發，“很有可能使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劍橋在內遭到破壞……我們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來的50年里會如何發展”。
“正如科南特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們也處于一個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憂慮不安的世界，我們面對的是不確定。”福斯特校長說。
哈佛最新一輪的通識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對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的一種回應。全球化與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兩個不確定因素，所以新課程計劃中加重了科學的比例，并且一再強調“國際化視野”和“合作意識”。
作為一項古老的傳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哈佛都認為，真正的學者“必須擁抱孤獨，并把孤獨作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這個世紀，他們希望培養的，絕不是象牙塔里孤獨的學者，而是能在未來世界里長袖善舞、應付各種各樣挑戰的人。在所有的現代心智訓練中，他們尤其強調這樣一種訓練：將學生置于一個陌生的環境，讓他們接觸超越他們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師理解力——的現象，讓他們失去方向，然后通過學習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許這才是21世紀前25年所謂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過的《通識教育工作組報告》這樣寫道：“我們在報告中所描述的通識教育計劃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夠在一個他們畢業后將成為什么人和他們將過什么樣的生活的這樣一個視野下，在哈佛課堂的內外進行一切學習。”
也就是說，哈佛所認可的“共同的知識核心”回歸到了“生活”本身。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們應該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結構？什么樣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務中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長的說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種基于理性、挑戰、不安和懷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這種理解之道能幫助一個學生直面未來生活的各種變故與不確定性，更好地與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復雜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擁有一個更美好和富有意義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