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深秋的中午，我把臺式電腦放置在睡眠狀態，離開工作間，乘電梯去樓下COSTA咖啡廳，曾經在留學期間瘦到歷史低點，而后，進入工作崗位，竟然出現了報復性反彈，甚至有些失控。于是我選擇了咖啡充當午餐，減肥加上提神的雙重功效，讓曾經從不喝咖啡的我入鄉隨俗，不能自拔地進入了蘇格蘭“主流社會”。我選擇露天的座椅，桌上玻璃板映出飄動的白云。當我抬頭舒活頸椎的當兒，看到了久違的天空，久違的藍色……
這是我在Motherwell College工作時的某個午后剪影。愜意是我所追逐的。我一直把生活當成話劇，過了第一幕或第二幕的鋪墊，一定能邁進轟轟烈烈的高潮。然而我的期盼幾乎每一次都落空了，階段性是偽命題，起伏也是偽命題，常態是一條振幅極小、趨于水平的直線。
在Motherwell College的工作按部就班，我每天穿梭在業務發展、市場、教學研究和實習管理等多個部門之間。Anna看到我忙忙碌碌的樣子，毫不吝惜地送來她那燦爛的笑容，還會搭訕幾句。她說自己在這里工作了30年，每天都是周而復始地忙碌，仿佛蘇格蘭的火車，準時準點，來來回回，天天如此。
Motherwell火車站算個小站，每天往返格拉斯哥（當時我住在格拉斯哥）的過路列車只有四班。循環往復的生活隨著火車進站、出站，車窗外的風景也是那樣秋去冬來，沒有任何變化。不變的場景卻孕育了變化的心思，工作是否該換換節奏。
我在國內養成的活絡思想，隨著之前的“出奇制勝”，又被喚醒了：仗著效率高的優勢，我開始盤算著是否能在做完當天工作的前提下早點下班。下班是5點，而每個工作日下午4:43那一班回格拉斯哥的火車要是趕不上，就只能等到晚上7點了。碰巧由于辦公室裝修，我被臨時分配到另一個部門的辦公間，與Theresa同屋。這里天高皇帝遠，應該可以早走幾分鐘。于是，我4:35一到就開始收拾東西，與Theresa打聲招呼，就溜出了校門。如此每隔兩三天我就來這么一次。
一天，Anna打電話讓我去她的辦公室，一推門，正見到Theresa在低聲對Anna說著些什么，見我來了，她的眼光迅速移開，說了聲再見，便出了門。我立刻覺得可能要“出事”。果然，Anna對我說：“Andrew，我們的下班時間是5點，剛才Theresa反映你4:35就離開辦公室，這對別的同事來說是不公平的。”Anna的語氣很嚴肅，她的慈祥也被臉上的陰云遮蔽了。“我只是想趕上火車，否則回家太晚。”我一下子成了剛畢業的大學生，只剩下無力的辯解，而這辯解的理由無論從中國還是蘇格蘭的角度都是弱不禁風的。Anna自然不能接受這種矯情：“這是你個人的事，我們在Motherwell工作都要遵守這里的規定。”“對不起，這是我的錯。”被告發，還狡辯，我無地自容，只得認錯。“不過，David也住在格拉斯哥，他每天開車上下班，我問問他是否可以讓你搭車。”Anna挑了挑眉，臉上又恢復了平日的溫和，一邊說，一邊打電話給David。我始料未及，自己的小聰明破產了，卻得到了比早退更好的結果——搭便車，連火車票都省了。從致歉到致謝，從灰頭土臉到心悅誠服，蘇格蘭人的批評教育比國內的民主生活會實在多了。
被“舉報”之后，我開始小心起來，Motherwell很小，而Motherwell College是個更小的世界，什么事情都藏不住。
一個月后，部門圣誕節聚會開始了，仿佛國內的新春“茶話會”、“團拜會”什么的，香檳、紅酒、茶、咖啡、香腸、餅干、薯片，大家濟濟一堂（屋子不大，挺擠的），大吃、大侃、大笑。酒過三巡，便已經八卦四溢了。蘇格蘭人的“笑點”低，一丁點兒的糗事都能惹得哄堂大笑。政治的、足球的、家庭矛盾的、旅游軼事的，抓住外部世界的笑柄，也不忘學校內部的蛛絲馬跡。幾乎每個人都自嘲一通，再挖出另一個同事的齷齪經歷。我在一旁，聽得懂的撿笑，聽不懂的陪笑。同事John最為活躍，他機敏的眼神掃視著屋里的每個角落，不經意的四目相對，他盯著我突然頓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墻上的圓形掛鐘，對我說：
Andrew, it is time now.（Andrew，你的時間到了）
What?（你說什么？）
我完全摸不著頭腦。John煞有介事地急速沖到墻邊，跳上椅子，把掛鐘摘下來，一邊撥著表針，一邊詭秘地沖我擠擠眼，然后舉到我面前：
Check it out. This is your time.（你看，到時間了）
此時，涌起一片狂笑，我被巨浪包圍，中間漂來那個指向4:35的掛鐘……世界真是太小了，沒有秘密可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這看不見的規則實際上是蘇格蘭人長期自覺形成的行為習慣，是維系人與人平衡的杠桿，是社會公平原則的基石。孔子說“君子慎獨”，倒是蘇格蘭人更勝一籌，深諳此道。
